1968年的陕北，比三年前更荒凉了。
刘光天和秦京茹坐在一辆敞篷卡车的后斗里，隨著土路的顛簸摇摇晃晃。
卡车是县医院派来接人的，车厢里还堆著几袋化肥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氨味。
秦京茹用围巾捂住鼻子，但眼睛还是亮的，像山沟里的一汪清泉。
“光天哥，”她大声说，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“你看！”
她指著远处。黄土坡连绵起伏，像一张老人的脸，沟壑纵横。
但坡底有一条河，河水浑黄，在夕阳下泛著金光。河边有几棵老柳树，枝条垂下来，在风中轻轻晃，像谁的长髮。
“无定河。”刘光天说。
秦京茹转过头看著他，那张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平静得像一潭深水。“这地方，以后就是咱们干活的地方了。”
卡车在县城边停下。县医院是一排土坯房，围著一个四方院子，门口掛著一块木牌，白漆写著“米脂县人民医院”，字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。
院长姓马，四十来岁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
他握著刘光天的手，上下摇晃，力道大得让刘光天皱了皱眉。
“刘大夫！盼星星盼月亮，可把您盼来了！”马院长的声音洪亮，带著陕北人特有的粗獷，“省里说了，您是协和下来的，大专家！咱这县医院，就缺您这样的！”
“马院长，”刘光天微微鞠躬，“我不是专家，就是个大夫。您这儿有什么条件，我干什么活。”
马院长愣了一下，隨即哈哈大笑，笑声震得土坯房的窗户纸嗡嗡响：“好！实在！走，进屋，咱边吃边聊！”
县医院的条件，比梁家河的公社卫生院好不到哪儿去。三间门诊，两间病房，一间“手术室”——其实就是一间稍大的窑洞，里面摆著一张木床，一盏煤油灯，墙上掛著一面裂了缝的镜子。药柜里稀稀拉拉摆著几瓶药，磺胺、阿司匹林、甘草片，青霉素一瓶都没有。
“刘大夫，”马院长站在手术室门口，搓著手，声音发涩，“条件就这样，您別嫌弃。”
“不嫌弃。”刘光天走进手术室，手指在木床上划了一下，一层灰，“有消毒锅吗？”
“有，土造的，铁锅改的行不？”
“行。手术器械呢？”
“有几把钳子，几把剪子，都是铁匠铺打的……”
“够用。”刘光天转身走出手术室，脚步很快，“马院长，给我一间窑洞，我要建实验室。”
“实验室？”
“土法青霉素。我在陕北做过，纯度九十，应急够用。您这儿缺药，我先做一批，救急。”
马院长张了张嘴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他看著面前这个瘦高的年轻人，二十岁了，眼神沉得像井水，但井底有光，亮得发烫。“你会造青霉素？”
“会。”刘光天从卡车后斗里拖下一个木箱，打开，里面用棉花包著几个玻璃瓶，蓝绿色的菌落在夕阳下泛著柔和的光，“qt-3改良株，我带了一路，还活著。给我三天，培养出第一批菌种；七天出第一批发酵液；半个月出第一批成品。”
马院长看著那几个玻璃瓶，忽然觉得眼眶有些发热。他在这县医院干了十年，没见过青霉素，只听过名字。现在，这个从协和下来的年轻人，说要土法造出来。
“刘大夫，你需要啥，跟我说。我马大虎，砸锅卖铁也给你凑齐！”
“不用砸锅卖铁。”刘光天说，“给我一口铁锅，几个土陶罐，一盏煤油灯，一些玉米浆和麩皮。剩下的，我自己来。”他顿了顿，看向站在卡车旁边的秦京茹，“还有，秦大夫，学临床的，分配来內科。给她一间诊室，一套听诊器，就行。”
马院长这才注意到秦京茹。二十出头，瘦，眼睛亮，辫子上繫著一根红头绳，在风中一甩一甩的。“刘大夫，这位是……”
“我爱人。”刘光天说，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，是公社开的结婚证明，“路上办的，简单。您这儿，能给间窑洞当新房不？”
马院长接过证明，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。然后，他忽然转过身，对著院子里喊起来：“老王！老李！都出来！刘大夫今儿结婚！咱县医院，办喜事！”
院子里一下子炸了锅。几个穿白大褂的，几个穿蓝布褂子的，都从窑洞里探出头来。有人笑，有人喊，有人跑去找红纸剪喜字。秦京茹站在卡车旁边，脸涨得通红，手指绞著衣角，眼眶有些发红，但嘴角翘著。
“你怎么不提前说？”
“说了，就不惊喜了。”刘光天走到她身边，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戒指——银色的，上面刻著青霉菌的图案，“七年前，在秦家村的老槐树下，我跟你约定七年。七年后，在陕北的窑洞里，我们结婚。”他把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，动作很轻，像在完成一台精细的手术。
院子里，有人放起了鞭炮，噼里啪啦的，在黄土坡上迴荡。马院长亲自剪了红纸喜字，贴在窑洞门口，歪歪扭扭的，但喜气洋洋。
晚上，县医院摆了一桌酒。没有烧鸡，没有红烧肉，只有燉羊肉、小米饭、几碟咸菜。但所有人都来了——门诊的、病房的、药房的老王、做饭的李婶——挤了一屋子。
“刘大夫！”马院长端起粗瓷碗，里面是浑浊的米酒，“我敬您！您来咱这穷地方，是咱的福气！”
刘光天端起碗，闻了闻，然后放下：“马院长，我不喝酒。”
“不喝酒？”马院长瞪大眼睛，“今儿您结婚！”
“结婚也不喝。酒精对神经系统有损伤，我將来要拿手术刀的，手不能抖。”他顿了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，打开，里面是几块水果糖，糖纸皱巴巴的，但还完好，“这是我爱人从四九城带来的。大家尝尝，甜。”
马院长愣了一下，隨即哈哈大笑，笑声震得窑洞顶上的土簌簌往下掉：“好！不喝酒，吃糖！刘大夫，您这规矩，我记下了！”
秦京茹坐在刘光天旁边，手指上戴著那枚戒指，在煤油灯的火焰下泛著柔和的光。她看著刘光天，忽然觉得，这个男人，七年了，一点没变。瘦，白，眼神沉得像井水。不喝酒，不吹牛。每一步都踩在实处，每一句话都落在理上。但她知道，他变了——眼角有了细纹，胡茬青黑，比当年更沉默了。但沉默背后，是更深的东西，像一口老井，井底有光，亮得发烫。
“光天哥，七年之约，到期一年了。现在，我们结婚了。”
“是。”
“以后呢？”
“以后？”刘光天转过头，看著她，目光平静而坚定，“以后，我们一起。纯度九十五，大厂，全国覆盖。然后，孩子——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。然后，老了，还在看病，还在救人，还在守著土陶罐和煤油灯。”
他说得很平淡，像在陈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实。但秦京茹知道，这平淡背后是什么——是七年的等待，是五年的分离，是陕北的黄土和窑洞，是无数个日夜的记录和实验。
“好，”她说，声音很轻，但字字清晰，“一步一步来。”
1969年的冬天，米脂县下了第一场雪。
刘光天站在县医院的院子里，看著漫天飞舞的雪花，把黄土坡捂成一片纯白。他穿著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口磨出了毛边，但扣子扣得整整齐齐。
“刘大夫！”马院长从窑洞里跑出来，手里攥著一封信，“省里的！加急！”
刘光天接过信，拆开。里面是一张调令，盖著红章：调刘光天同志回四九城，任协和医院外科主任。秦京茹同志同步调回，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內科主治医师。
他看著那张纸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雪花落在上面，洇出一小片湿痕。
“刘大夫？”马院长小心翼翼地问，“您要走了？”
“是。但走之前，我要做完一件事。”刘光天把调令折好，放进內衣口袋，“纯度九十五。我已经九十三了，还差两个点。给我三个月，我做完，再走。”他转身走进窑洞，脚步很快。马院长站在雪地里，看著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面，忽然觉得，这漫天的大雪，好像也没那么冷了。
窑洞里，秦京茹正在记录数据。她穿著白大褂，短髮齐耳，手指上那枚戒指在煤油灯的火焰下泛著柔和的光。
“光天哥，谁的信？”
“调令。回四九城的。”
秦京茹的手顿了一下。铅笔在纸面上顿出一个墨团，但她很快划掉了，在旁边重新写。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三个月后。纯度九十五，做完再走。”
秦京茹放下笔，走到他身边。两个人站在土陶罐前，看著那些蓝绿色的菌落，在煤油灯的火焰下轻轻晃动，像一片凝固的海。
“九十三了。最后两个点，最难。”
“是。但我有办法——麩皮浸出液的浓度，再提一提；发酵时间，再延长二十四小时；提取的时候，加一道活性炭脱色。三个月，够了。”他顿了顿，转过头看著她，“京茹，你想回四九城吗？”
秦京茹沉默了一会儿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把窑洞的窗户纸糊得白茫茫一片。远处传来几声狗吠，闷闷的，像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。
“想。但也不想。想，是因为四九城有协和医院，有大厂，有全国推广。不想，”她顿了顿，目光落在土陶罐上，“是因为这里，有我们的窑洞，有我们的土陶罐，有我们的煤油灯。有我们结婚的地方。”
刘光天看著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然后，他伸出手，握住她的手。两只手都粗糙，带著常年劳作留下的茧，但握在一起，是暖的。
“回四九城。但每年，我们回来一次。看看马院长，看看老王，看看李婶，看看我们的窑洞。纯度九十五，从这里开始，也要在这里结束。”
秦京茹点点头，眼眶有些发红，但嘴角翘著。“好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三个月后，纯度九十五。
刘光天站在县医院的院子里，手里拿著一份报告，盖著省卫生厅的公章。马院长站在旁边，老王、李婶，门诊的、病房的，都来了，挤了一院子。
“刘大夫，”马院长的声音发涩，“您真的要走？”
“要走。但qt-3改良株，我留给你。培养基配方，提取流程，全部写在手册里。你们照著做，纯度能稳定在九十以上。”他顿了顿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枚徽章，银色的，上面刻著一只青霉菌的图案，跟科罗廖夫教授给他的一模一样。“马院长，这是我自己做的，不算正规，但意思到了。米脂县医院，是纯度九十五的起点。这枚徽章，留给你们，做个纪念。”
马院长接过徽章，手抖得厉害。他看著那枚小小的银色徽章，忽然觉得眼眶发热。“刘大夫，我马大虎，这辈子没服过谁，就服您。您十四岁造青霉素，十八岁当副主任，二十二岁纯度九十五。您不是人，您是神仙。”
“我不是神仙。我就是个大夫。大夫的本分，就是让老百姓有药吃，能活命。”他转身，走向卡车。秦京茹已经在车斗里了，穿著那身蓝布褂子，辫子上繫著红头绳，在风中一甩一甩的。
刘光天跳上车，把背包放在膝盖上。卡车发动起来，突突突地响著，黑烟喷出来，在雪地里散成一团灰雾。
“刘大夫！”马院长追著车跑了几步，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，“保重！”
刘光天回过头，看著那个越来越小的身影，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过身，坐好。卡车驶出县城，驶上土路，扬起一路黄尘。雪花落在车斗里，把两个人的头髮染成白色。秦京茹靠在刘光天肩膀上，手指上那枚戒指，在雪光下泛著柔和的光。
“光天哥，回四九城，我们住哪儿？”
“协和医院分的房子。两间，不大，但够住。等孩子出生了，再申请大的。”
“孩子？”秦京茹愣了一下，隨即脸红了，“谁说要孩子了？”
“我说的。”刘光天转过头，看著她，嘴角微微动了一下，不是笑，是一种遥远的温柔，“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。像你那样倔，像我这样闷。”
秦京茹低下头，手指在戒指上摩挲了一下。雪花落在两人之间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把什么都罩得朦朧。“好，一步一步来。”
卡车在雪原上奔驰，车轮碾过积雪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远处，山樑上的老柳树被雪覆盖，枝条垂下来，像谁的长髮。刘光天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到最后一页。上面写满了字——从1960年到1969年，九年，每一笔都是他的脚印。他提起笔，写下：1969年冬，纯度九十五，米脂县。回四九城，协和医院，主任。京茹，主治医师。下一步：纯度九十九，大厂，全国覆盖。孩子，两个。老了，还在看病，还在救人，还在守著土陶罐和煤油灯。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塞回口袋，拍了拍。然后伸出手，握住秦京茹的手。两只手都粗糙，带著常年劳作留下的茧，但握在一起，是暖的。
卡车在雪原上奔驰，把米脂县拋在身后，把黄土坡拋在身后，把窑洞和土陶罐拋在身后。但有些东西，永远拋不下。比如那枚戒指，比如那枚徽章，比如纯度九十五，比如一步一步来的脚印。雪花落在笔记本的封面上，把“刘光天”三个字盖得模模糊糊，但字跡还在，一笔一划，清清楚楚。
一步一步来。